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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19-0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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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7月的一天,蒋方舟和母亲在家里吃早餐。聊到一位女明星的绯闻时,她划着手机说“某某新闻多,但没什么作品。”母亲听到却反问,“那你呢?你又有什么作品吗?”蒋方舟的内心被刺了一下。
30岁的蒋方舟依然爱看动画片。看《寻梦环游记》会哭,看《阿丽塔》会哭,看《头脑特工队》都会哭。
“看《头脑特工队》我挺受启发的。我从小到大是一个没有太多负面情绪的人,一有负面情绪,我就把它屠杀掉,后来意识到这不太健康,一个人需要发泄情绪。”3月16日上午,蒋方舟位于清华大学附近的家中阳光正好,落地窗外景色很好。
人生的前30年,蒋方舟有着闪闪发光的履历:7岁写作,9岁出书,18岁降分上清华,大学毕业担任《新周刊》副主编,最近两三年成为《圆桌派》的话题女嘉宾。
年少成名的她,有一套简单的自我保护机制:生气了,就马上转移注意力,去想开心的事;把这个世界真实的不美好简化为“他们是坏人”。
而立之年到来之际,这种简单的方式很难让她满意,她开始正视各种争议,反省身上的各种标签——作家、天才少女、文艺活动家、有社会关怀的知识分子。她给自己做减法,把那些不认同、不在意的标签撕去,只希望留下作家一个。
三十而立的“天才少女”蒋方舟:天才是对成人世界的一种献媚。
2017年,蒋方舟和刘烨、赵丽颖等人一同录制腾讯的一档演讲类节目,刚登台时,看上去比第一次做演讲的明星还要拘谨一些。
与明星们讲解自己奋斗的历程、分享生活中的段子不同,蒋方舟演讲的主题是“女性书写者”“文学的使命”等更为严肃的内容。她在演讲的最后说道:“我向往的女性写作者,她们走出了女性的性别,同时也走出了性别的压迫……她们讲述的是身为人类的不公,而不讲述作为女性的不公 。”
作为“80后”作家中的一位代表,蒋方舟近年来成为话题人物。
她在《奇葩大会》上带火了“讨好型人格”这个词;在谈话类真人秀节目《圆桌派》自曝相亲史和婚恋焦虑,说自己“在两性市场上是被挑选的”。网络上,与她相关的文章标题是《看到28岁的蒋方舟,才惊觉徐静蕾的40岁有多美》《我们都想活成徐静蕾,最后都变成了蒋方舟》。
有时,她的形象像个艺人。她会在微博上给化妆品做广告。在阎连科新书《速求共眠》的发布会上,说自己曾去试镜同名电影的女主角,最后因为演技太差没选上。
但蒋方舟说,她对自己的定位是“青年写作者”,最想成为的是作家。但缺乏足够具有说服力的作品。
去年7月的一天,蒋方舟和母亲在家里吃早餐。聊到一位女明星的绯闻时,她划着手机说“某某新闻多,但没什么作品。”母亲听到却反问,“那你呢?你又有什么作品吗?”蒋方舟的内心被刺了一下。
9岁那年,蒋方舟第一次录电视节目。当时,她刚出版了第一本书《打开天窗》,从老家襄阳坐火车到北京,在复兴路上的央视老楼里录制“大风车”。
节目组让她穿成了一只小动物,就像游乐场里陪人拍照的吉祥物,几个小时录下来,她被捂出一身汗。因为想起来她是一个“小作家”“小天才”,主持人便问道,“企鹅宝宝要多长时间才能离开母亲的哺乳?”她不知道,给出了一个非常离谱的回答。
蒋方舟至今记得,那位全国知名的主持人白了她一眼,给她闭了麦,童年的她感到一种深深的自我厌弃。
事后回想,她觉得那场录制像是她成年生活的大型隐喻:人们会说,你是个天才作家,不是应该拿诺贝尔文学奖吗?怎么现在混迹于综艺节目了?
在后来的叙事中,7岁夏天的那个夜晚被不断重复。
那是1996年的一天,母亲告诉她,“中国法律规定,每个中国小学生在毕业之前,必须出版一本书,否则就会被警察抓走。”说完,身为铁路乘警的父亲拿出随身带着的手铐,假装扣在了她的手上。
母亲尚爱兰也曾是写作者,这很容易被理解为一种自我延续。同时,这也成为蒋方舟写作的起点。
童年的蒋方舟,确实表现出了超出同龄人的观察力。
原《新京报》记者曹雪萍,曾在蒋方舟初中时去襄阳采访过她。那时蒋方舟婴儿肥,脸圆嘟嘟的,扎着两个小辫儿。
每天放学,她都会路过一家美容店,店员在门口跳操,说“宝贝儿宝贝儿你真美”。蒋方舟会站在一旁观察,看店员们讨好人的样子,然后写进文章里。“她一直是用类似社会学学者的眼光,去观察周围的世界”,曹雪萍说。
1999年7月,9岁的蒋方舟出版了第一本著作《打开天窗》,后被湖南省教委定为素质教育推荐读本并改编为漫画。
两年后,第二本书《正在发育》付梓。为了这本书,北京大学附近专门召开了一个《正在发育》研讨会,北大中文系教授钱理群撰写了一篇几万字的讲稿,分析蒋方舟作品中的语言现象,并发表在《读书》杂志上。
但从那时起,争议声便像潮水般涌来。《正在发育》里有个情节,一个小学同班女生抱着蒋方舟,对她唱歌:“我要和你睡觉。”蒋方舟因此对自己产生怀疑:“啊!我是同性恋吗?”
在21世纪初,这样的内容引发了强烈质疑,有媒体将《正在发育》评为年度十大烂书,蒋方舟也被认为是一个“思想肮脏的孩子”。
从那时起,围观和观看成了她无法回避的事。每年都有媒体找上门来,她觉得自己像是镜头前的道具。有时,她被要求坐在沙发上,抱着吉他,对镜自照;有时,同学们要表演和她在襄阳的城楼上跑来跑去,一起玩耍。
高中时的一次拍摄,蒋方舟被要求站在讲台上朗诵自己的作文,是那种“一人我饮酒醉式”的李白喊麦古风作文。念完后台下同学需要表演一起鼓掌,她尴尬极了,“到最后已经快要死过去了。”
后来老师又提议全班同学排成V字拍合照,让蒋方舟站在最前面,营造出一种众星捧月的感觉。“同学们不会说什么,但是一个有正常道德感的人都会觉得很羞耻,”蒋方舟拒绝了。
2008年6月8日,蒋方舟参加了高考,有人给她送了一束花。
对于这位校园里的名人,同学们总是既客气又疏离,这让蒋方舟在学校里几乎没有朋友。她总是一个人吃饭,一个人戴着耳机走路,一个人在学校超市采购。她和妈妈逛商场时碰到了同班的男生,想过去打个招呼,对方却转身跑了,怎么都追不上。她不知道同学到底有没有看见自己,妈妈却说:“他正是看见你了,才扭头走了。”
几年后,蒋方舟在《人民文学》上发表了长篇散文《审判童年》,用几乎是手术刀一般锐利的笔触剖析自己。她说自己9岁成名,之后就在家人、邻居、媒体面前,扮演一个天才作家的样子,时常在媒体面前语出惊人:“我30岁之前结婚一定会出轨”“一定要70岁以上的男人才能从心智上征服我”。
“因为有一个媒体想把你塑造成的形象,你就总要去说出符合别人期待的话。我现在就想,当初我为什么要说这么奇怪的话呀。”她哭笑不得地抓了抓头发。
制作时代的标本
2008年高考后,蒋方舟去了北川,想去做志愿者。她说那里是一个洞口,“我只有顺着爬进去,才能成为自己想成为的人。”
在一篇日记里,她这样描绘现场看到的痕迹:河流上游冲刷下来的树枝、碎石,有的树枝上还挂着肢体;目之所及都是书包、毛绒玩具、小袜子,和用过的裹尸袋;一大块凹凸不平的灰色水泥板下就是万人坑,有人在旁边放了一个收音机,里面传来佛教音乐,正在超度亡灵。
走在大街上,她开始耳鸣,只想快快离开。
返回成都的大巴上,气氛沉重而肃穆,电视里却播放着一场晚会,有人正在说相声。蒋方舟感到格外难以忍受,车上的乘客,也都沉默地看着电视,嘴角扯出一丝怪异的弧度。当大巴车越开越远,人们像是渐渐回到了自己的生活,一开始不敢笑的人,也放声笑了起来。
对于蒋方舟来说,那是一次奇妙的体验——她第一次和别人的生命经验产生连接感,“不知道该不该为自己的快乐而快乐,是一种特别原始的道德感。”这次经历成为她公民意识的起点。
从北川回来不久,因为写作特长,蒋方舟被清华大学降分录取。在新闻、中文、小语种等专业中,她选择了新闻,因为那是她想象中“跟社会更贴近的事”。
但入学后,身边的同学让她有些失望。有的从大一就开始关注房价,每天一起床就看报纸上的房价走势,计算将来日薪多少、甚至时薪多少才能供得起一套房子。
读书,是能让她高兴的事。
大学四年,蒋方舟几乎每周都会去一次学校附近的书店,挑选7-10本书,并在一周内看完。
上大学前,她读的都是昆德拉、黑塞、马尔克斯等作家的文学作品。但大学四年,为了完善知识结构,她读了很多社科和历史书籍,例如罗尔斯的《正义论》。
校园之外,做记者是她的一个出口。从上大学起,她就被《新周刊》聘为特约记者,2010年升任杂志主笔,2012年大学毕业后就任副主编。
那几年,记者蒋方舟关注过南科大的教育改革、中产焦虑、参选人大代表的大学生。她密集地写出了许多报道和时评,展现对校园外广袤社会的关切。在2011年的《纪事中国》、2012年的《盘点中国》里,她以独具个人风格的写作总结一年来的时事要闻,一些微博大V会转发。
在蒋方舟看来,写下这些时评、报道相当于制作一个个时代的标本。她在《我承认我不曾历经沧桑》中写道:“我们每往前活一天,就进一步被遗留在‘历史’的坟茔里,总有一日,都成标本。”
2011年,生于1989年末尾的蒋方舟作为“90后”代表,登上了香港《亚洲周刊》封面,标题为《互联网下的蛋:中国九零后精英》。主编邱立本在封面故事中写道,在网络的世界里,中国“90后”是义无反顾的先锋,他们用今天Web 3.0的速度和视野,冲破了很多中国人认为牢不可破的囚笼,唱出了他们的新青春之歌,也唱出了中国的希望。
“作家里最会划龙舟的”
2015年左右,一批文化人以更接近普罗大众的线上视频方式,传递自己的思想,表达对世界的关心,马东创办了《奇葩说》,梁文道的《一千零一夜》、陈丹青的《局部》等应运而生,大量的诗词类节目、读信类节目开始在电视台的黄金时段播出。
蒋方舟认为,这是文化人寻找公共表达的一个出口。他们会在公共媒介和大众媒体上以更加娱乐化、更加商业化地面目出现,但扮演的还是一些带有社会公共属性的角色。
蒋方舟也加入了这个行列,开始密集参加各种真人秀节目,最多的2015年,她参加了《文学英雄》《壮志凌云》《中国成语大会》等多档节目。“那时候我们需要做一些文化节目,需要年轻、知识储备量大、形象好的女嘉宾,蒋方舟就成为非常合适的人选。”曾与她在某档文化类真人秀节目中合作的制片人冯铮说。另一方面,蒋方舟的“触电”是为了钱。
对钱很有概念,是她从小就有的习惯。她家里不算富裕,平时总穿哥哥姐姐剩下来的衣服,直到12岁才有了第一件属于自己的新衣。那是一件美特斯邦威的红色夹克,289元,是在一场重要的活动前爸妈临时买的。
有一年,她从小城襄阳到广州亲戚家里做客,那家人有一个和她年纪差不多的女孩儿。亲戚把自家孩子不要的衣服搬出来让她选,并说,“挑吧,尽情地挑吧”。
蒋方舟挑了一件彩虹条纹的套头毛衣,试穿时因为头太大、领口太小,她在领口和袖口里钻来钻去,一直出不来。被困在毛衣里的蒋方舟,听着全聋的姨姥姥在外面大声地问,“怎么样啊,穿好了吗”。她从里面钻出来后连镜子都没照,便赶紧脱了下来。
2014年,25岁的蒋方舟在清华附近买了房,付完首付,账上还剩14块。而她录制的某档综艺节目一期三万,录一期马桶有了,录两期可以添置一件家具。“有大半年的时间,我在密集地转场,那时候真的会有一种自己在跑通告的感觉。”蒋方舟说。
蒋方舟曾和许多明星、作家到少林寺学武功,她抽到的是学习螳螂拳。天黑了,别人都在休息,她却一个人溜到室外的空地上练拳。“那个时候就是想给自己加戏,心里期望有人半夜起来上厕所之类的发现我。”果然,不一会儿就有人告诉了导演,便赶过来拍她打拳。
渐渐地,她变成了一个“有综艺感”的人,可以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和偶像剧明星演爱情剧;可以站成人形桩子,被人往脖子上丢游泳圈;还有人夸她,是“作家里最会划龙舟”的一个。
短暂的开心和金钱的满足过后,蒋方舟感到了漫长的自我厌弃,“会觉得我的高兴未免也太肤浅了,这么容易就得到满足了”,她问自己:我为什么要这样?
她到东京独自生活了一年,她不会说日语,不用手机刷微博,不看朋友圈,偶尔和朋友相约去看画展,或在周末到居酒屋小酌。据《中国青年报》报道,她住的公寓,是村上春树《挪威的森林》中绿子住的地方,从阳台上往下看,和绿子看火灾的视角一样。
那是她有生以来第一次完全真空的日子。没有人看,没有人安排,做事情也没什么影响。她从表演性的生活中走出来,重新获得了真实生活的能力。
“在商业上,蒋方舟其实可以走得更远。”《圆桌派》制片人郑雁飞认为,目前,偏纪实文化类型的节目仍缺少年轻的女性视角,“但文化人也不是完全拥抱商业的,应该有所甄选。”
和许多年轻人一样,20多岁时,蒋方舟经历过自我认知和生涯选择的迷茫。但从东京回到北京后,她觉得自己对人生多了些掌控力。经过一次又一次的出走与逃离,如今的她非常确定,写作才是自己最在意的事。现在,她每天上午在家写小说,一天2000字,因为颈椎不好,买了一个架子放在桌上,站着写作;下午读书,最近在读《TS.艾略特传》和《罗马帝国元老院》;晚上一边跳健美操,一边看动画片。
当然,她也会做些挣钱的事,比如给化妆品和珠宝做广告。她给自己定下了年收入KPI,一旦完成便会全身心投入写作。“我觉得该挣钱的时候挣钱,该写作的时候写作,反而更纯粹了,因为不会去想剧本改编,还要在这上面寄托我的文学理想。”
蒋方舟觉得,对于作家而言,小说才是最有难度的写作。
大学时,她曾写过一篇长达13万字的“官三代”权力网络小说。毕业后,她通读了一次,把它拉到了回收站。“对权力的想象有点太像香港地摊文学了,都不好意思给别人看。”
最近,蒋方舟在写的一部小说需要寻找底层生活的场景。因为缺乏类似的生活经验,3月20日下午,她去了清华西门附近的水磨社区,随行的还有日本NHK电视台的拍摄团队。
上大学时,她就曾骑着自行车来这里找过出租房。那时租金便宜,一间屋子住十几个人,狭窄的路上,到处是大家晾晒的衣服,还有炒菜的香味。现在,租金涨得厉害,住在这里的人少了很多,大部分房子都在招租,“荒凉得像是废土科幻里的场景。”
她在一户人家门口停了下来。这家人过年后留在老家,没再回来,东西被房东扔了出来。她捡起白色收纳架上的一个笔记本看了看,它的主人似乎是靠发传单挣钱,本子上记录着日常,最后还有一句话:如何成为一个受欢迎的人?从水磨社区出来,摄像师请蒋方舟去百米外的清华西门拍摄,那里有许多游客在门口拍照。一边是群租房,一边是中国最顶级学府,蒋方舟靠在栏杆上看着来来往往的人,“我的写作对这种两个平行世界的反差和荒诞挺感兴趣。”
多年来,没有作品是外界对蒋方舟的最大质疑。但蒋方舟认为文学不是偶像产业,不需要22岁就退役,如今的她才刚刚准备上场。她至今记得十几岁时读到的昆德拉——昆德拉在30岁左右写出第一部短篇小说后,才确定了自己的写作方向。“三十岁之前的都是习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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