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手机天津工厂将于12月31日停产的消息引发广泛关注。与此同时，三星拟在天津投下24亿美元，建设全球尖端的动力电池生产线和车用MLCC工厂等项目。从三星的一“退”一“进”中，可以窥见中国产业的转型与升级。

　　近年来，随着“人口红利”的逐渐消退，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很多劳动密集型的外资企业将产业转移至越南等劳动力成本低廉的地区。同时，中国高校扩招积累的“工程师红利”正在释放，外资进一步加大了对中国新兴产业的投资力度。

　　在中国产业转型与升级的过程中，阵痛将不可避免。专家建议，要进一步加快供给侧改革，加大降税减费力度，对冲劳动力成本上升对制造业特别是高端制造业的冲击。同时，要通过破解融资困局等措施大力扶持小微企业，稳住就业的“基本盘”。

　　流向劳动力成本洼地

　　“其实，公司从三年前就开始陆续关停生产线了。当时还有七八千人，一下班浩浩荡荡的，光班车就好几十辆。但从那之后就每况愈下，现在只剩下2000人了。”作为天津三星通信的一名老员工，李娟（化名）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对于公司的突然关停，她并不感到吃惊，“我们已经好久不怎么加班了，早有心理准备的。”

　　资料显示，天津三星通信为中外合资企业，2001年注册成立，注册资本为1亿美元。三星电子株式会社出资90%，天津市国资委控制的天津中环电子信息集团有限公司出资10%，主要经营范围为开发、生产、销售移动电话终端，数据通信多媒体产品等。是惠州工厂外，三星手机在华的主要生产基地。

　　三星陆续关停在华生产线，与市场份额的持续下滑密切相关。

　　根据IDC的数据，2018年第三季度，三星手机在中国出货量约为70万台，市场份额从2016年的5.5%滑落至2017年的不到3%，并进一步滑落至2018年前三季度的仅剩0.9%。市场份额的节节败退，既与华为、小米、OV等国产品牌的迅速崛起有关，也与2016年Note7“爆机”事件后，三星对中国市场的傲慢有关。

　　更重要的则是“人口红利”逐渐消退后，中国劳动力成本的不断上升。

　　其实，不光是手机生产线，今年4月，三星还关闭了主要生产基站终端等网络设备的深圳工厂，除6位韩籍高管外，所有员工于4月底全部遣散。与此同时，三星加大了在越南等地区的投资。数据显示，截至2017年，三星在越南的投资累计达75亿美元，创造就业岗位16万个，2017年的出口额占整个越南的20%。

　　李娟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天津三星通信车间工人一个月的工资大约为4500元。而越劳动联团今年7月12日公布的越南工人与工会研究院对25个省市150家各类型企业的3000多名劳动者进行的薪资调查结果显示，目前越南劳动者月均薪资逾550万越南盾（约合人民币1630.85元），相对于中国有着巨大的成本优势。

　　“另外，越南实行的是一周六天的工作制度，周六是正常的工作日，不算加班工资，这与在中国建厂相比又节省了一块加班费。而且，越南的原料等成本也非常低，随着越南产业链本土化率的提升，物流等成本也在降低。另外，越南政府对外资建厂的税收优惠也非常大。”某大型券商电子行业研究员王刚（化名）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

　　值得注意的是，在三星手机将生产线不断搬往越南的同时，上游的供应商也被迫跟着搬迁。张梅（化名）原来在一家天津三星通信的供应商工作，主要做手机面板和手机组装，她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我们只给三星手机一家做配套，所以前几年三星手机走下坡路后，我们的订单也大幅减少，前两年干脆跟着搬到越南去了。”

　　“工程师红利”加速释放

　　值得注意的是，在天津三星通信宣布将于年底关闭的同时，天津市滨海新区官方微博“滨海发布”称，三星正加大了在天津的投资力度，建设全球尖端的动力电池生产线和车用MLCC工厂等项目，新增投资达到24亿美元。除了增资扩建之外，三星关闭手机生产线转而布局两大高端产业也被业内认为是其在中国产业战略调整和产品转型升级的关键一步。

　　三星在华战略的一“退”一“进”，深层次反映的是中国产业的转型与升级。

　　制造业劳动力成本上涨的背后是中国“人工红利”的逐渐消退。华创证券指出，过去六十余年，中国15-65岁劳动力人口占比始终保持上升的趋势，2017年该比例较1964年上升16.1个百分点至71.8%。但2011年开始，中国青壮年劳动力人口红利有所消退，劳动人口占比逐年下降，2017年较2010年下滑2.7个百分点。

　　应该看到的是，近些年来，随着物价的上涨特别是商品房价格以及租金的快速上涨，生活成本的上涨使“招工难”成为一个突出的问题，并进一步推动了劳动力成本的上涨，客观上侵蚀了中国制造业的竞争力。张梅称，“当时我还在公司上班的时候就经常听人力总监说招不到人，订单多的时候，总经理都不得不下车间临时帮忙。”

　　而与此同时，“工程师红利”的积累正推动中国产业的转型与升级。华创证券指出，1999年开始中国进入高校扩招期，中国每年高校毕业生和研究生毕业生的人数从2004年的120万和15万左右增长至2016年的400万和56万左右。在此背景下，过去十年，中国大中型高技术企业和制造业企业研发费用复合增长率高达24%。

　　目前中国年轻工程师的工资水平并没有明显同步增长。巨大的“工程师红利”使外资在将劳动密集型产业迁往越南等地的同时，加大了对中国新兴产业的投资力度。还是以新能源汽车为例，今年以来，LG化学、SK创新、松下等日韩电池大厂都在中国扩大了电投资。10月23日，总投资20亿美元的LG化学电池项目就在南京开工。

　　“中国制造业在丧失廉价劳动力优势后，依然存有一定的优势，例如产业工人数量较多、宽松的监管机制等。相对于越南等低成本的产业工人，中国的产业工人综合优势则更加明显，特别是在劳动效率、技术熟练程度等方面，加上‘工程师红利’的不断释放，这都有利于中国产业的转型与升级。”著名经济学家宋清辉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

　　曾经多次前往三星手机越南工厂考察的一家供应商的韩国高层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对比来看，中国的工人明显要比越南的工人受教育程度高，作业前教育比较快，作业准则掌握比较快，技术工人数量十分庞大而且非常好管理，而且这些年来一直在提升。在我看来，三星手机搬到越南，并不是中国已经不适合三星手机，而是三星手机已经不适合中国的产业转型与升级。”

　　多种措施应对转型阵痛期

　　“人口红利”正加速消退，而“工程师红利”尚未充分释放，在这一过程中，中国产业的转型与升级必然伴随着阵痛。

　　今年4月，第一财经研究院发布的《中国与全球制造业竞争力》报告显示，由于劳动力成本上升，中国制造业竞争力相对优势下滑。从2000年到2016年，中国单位劳动力成本值与全球平均水平差距不断缩小，特别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当大多数经济体的平均劳动成本上升在大幅度放缓的时候，中国制造业的平均劳动成本增长速度却大幅攀升。

　　特别是，第一财经研究院发现，在机械制造业、电器制造业、电子通讯设备制造业、汽车制造业和其他交通设备（除汽车）制造业这五个“高新技术”行业，2000年至2008年，五个行业单位劳动力成本竞争力排名均出现了明显上升，但在2008年至2016年，除了电器制造业排名持平，其他各行业的竞争力排名都出现了下降。

　　“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将会倒逼行业结构深度调整，同时倒逼低价值劳动产业工人向价值更高的创造性岗位转移，这种转型的阵痛期是必然要经历的。与此同时，中国应该通过大力科技创新、发展相关多元化产业等举措，加快产业转型与升级的速度和质量，对冲劳动力成本优势的逐渐丧失对制造业，特别是高新技术行业的冲击。”宋清辉指出。

　　王刚则对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虽然劳动力成本在不断上升，但应该看到的是，这些年来，原材料成本的上升和各种税费对利润的侵蚀对企业造成的负担更大。所以我觉得还是应该进一步加快供给侧改革，加大降税减费的力度，提升中国制造业的竞争力。另外，中国制造业也需要通过自动化程度的提升，提高劳动生产率。”

　　同时，近年来，先是优衣库、耐克等纺织服装企业纷纷迁往越南、孟加拉等劳动力成本低廉的地区，后是天津、苏州等电子制造业重镇的劳动密集型的外资企业开始跟着搬迁，包括很多中国制造业企业也加大了在东南亚、南亚等地区的投资，包括将厂房搬迁到上述地区，这对国内就业市场的冲击值得注意。

　　业内人士指出，在这种情况下，更要通过减税降费，破解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等难题，稳住小微企业带动就业的“基本盘”。

　　按照国家统计局的口径，我国小微企业数量众多，企业法人约2800万户，个体工商户约6200万户，中小微企业占市场主体的比重超90%。小微企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2017年贡献了全国60%以上的GDP、50%以上的税收、80%以上的就业以及70%左右的专利发明权，在中国经济发展进程中发挥重要作用。